海河虾子万万不可同猪肉、鸡肉同食，同食会产生肝肾衰竭。
其实我是能看得见你生命的挣扎的，就如同我的挣扎一样。可因为我的挣扎，你的挣扎才显得的苍白而无力。那么，我就用尽我的挣扎让你不能再挣扎，所以，你只能死。我一直在幸福间挣扎，可是那种给了希望又绝望的过程才更能刺痛灵*！我怎么还能忍心然你受此折磨。也许，我是你的上帝，但是你又是我自己，既然不能幸福，我就让你一路安然沉痛地死去。可是我的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如此幸运，她欺骗了我，教我满是期冀地忘乎所以，夜以继日给她演绎一处名叫幸福的悲剧。那种巅峰到谷底……
在文学创作观念上，莫言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作家保持个性化的重要性。“我想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，实际上是一次对话，甚至是一次恋爱，如果谈得投机，有可能成为终身伴侣，如果话不投机，然后就各奔前程。[10]”这句话的意思是作家之间的对话需要相互的默契和保持个体的独立。对司马迁，莫言更多的是以文学家的眼光来看他。《超越故乡》里说：“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，越是久远的历史，距离真相越远，距离文学越近。所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根本不能当作历史来看。历史上的人物、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，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。每一个传说者，为了感染他的听众，都在不自觉地添油加醋，再到后来，麻雀变成了凤凰，野兔变成了麒麟。历史是人写的，英雄是人造的。[11]”既然历史是人写的，英雄是人造的，那么，解构历史就有了意义。每个小说家都可以有历史书写和重构的野心和梦想。对于小说与历史的关系，莫言还说：“小说和历史是分离的。我觉得中国很多所谓的正史都是史官修正的，经不起历史的推敲。只有那些百姓口头代代相传的历史才经得起考验。[12]”这或许是莫言与司马迁心灵相通之处，也是莫言在小说中进行历史叙事的出发点。贾平凹对莫言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，“他的传统性、民间性、现代性。传统性是必然的，他是山东人，有孔夫子，这是他的教育。民间性是他的生活形成。现代性是他的学习和时代影响。传统性和现代性是这一代作家共有的，而民间性是各有而不同，有民间性才能继承传统性，也能丰富和发展现代性。[13]”在这里，贾平凹突出了“民间性”的重要性，认为它是三者之中的主导方面。他在“民间性”里又强调了个体性、独特性。从这个视角来看，莫言对《史记》的理解也带有这种“民间性”的倾向。